上午9点30分，本来约好9点到闸北区诉调对接中心的程穆（化名）母子仍没有出现。调解员葛忠芬的眉头拧出个“川”字，不断向门外张望：这对盲人母子此前三次都因为摸不到地方而迟到，这回又迷路了？

　　葛忠芬跟他们结识还不足1个月，操的心已委实不少。刚刚跑完一圈房产中介的她，对打破母子俩和动迁公司之间的僵局有了新想法，所以牵头组织了这第四场诉前调解会，“一定还需要第五次、第六次调解，但我相信能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‘第三条路’”。

　　葛忠芬有理由如此自信。今年4月，闸北区将“诉前调解”引入房屋拆迁纠纷处置，葛忠芬是第一个尝试者；4个多月来，19例经她手走完流程的调解全部成功，双方顺利签署了拆迁协议，无一进入司法强迁程序。

　　拆迁新规倒逼出“诉前调解”

　　将“诉前调解”引入化解旧区改造矛盾的试验，产生于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实施的大背景下。这一条例规定，进行强制拆迁，需由有关部门向法院提出申请。此举剥离了行政部门在拆迁中的“裁判”角色，有利于更加公平、公正地保护各方利益。但从法条走向实践，基层法院需要时间做程序设计。

　　闸北区缺少的恰恰就是时间。尽管地理位置处在上海中心城区，但这儿危棚简屋多、成片旧里多；去年年底，闸北区启动苏河湾改造，这块“地盘”上集中了全区70%以上的棚户简屋，涉及20多万人。今年1月起施行的“动迁新规”调整了拆迁程序，有可能拉长旧区改造的时间。无论对政府财政来说，还是对拆迁基地居民的整体利益而言，旧改减速都会带来损失。

　　闸北区司法局提出“借鉴法院诉前调解做法、化解房屋拆迁纠纷”的思路：请从群众中来的人民调解员以中立的、非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出面调和矛盾，在相关纠纷进入司法强迁程序之前，架设“柔软的滤网”。

　　有着闸北区“首席人民调解员”称号的葛忠芬受命为此项试验“开道”。此前，这位金牌调解员保持着98.5%的调解成功率，但对于调解拆迁矛盾，她心头惴惴不安：“其中的利益太大，牵涉的矛盾太复杂。”

　　搬掉“第三条路”上的障碍

　　动迁矛盾的复杂往往并不源于动迁本身。

　　9点37分，程穆捏着断成一团的盲杖，被葛忠芬搀进了调解室。他说：“不小心伸进了自行车钢圈中，盲杖被轧断了——你们还要叫我搬到江桥去，我今后怎么过日子？”

　　葛忠芬能够体会程穆在陌生地方所感受的不便和痛苦。就在上一次调解结束后，她在地下车库撞见了迷路的母子俩——缩在一个角落中，颤颤地摸索着出口。她当时觉得自己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：“无论如何要帮他们。”

　　葛忠芬从剪断程穆母子与动迁公司之间的“死结”着手：前者不想远迁，而想要旧宅附近的保障房，但动迁公司没有房源——葛忠芬提议，将安置房折现，加上区、街道两级的帮困款，在程穆旧宅近处寻购二手房。为此，她跑遍了周边的房产中介。

　　但说服双方走“第三条路”，要搬掉不少障碍物。程穆常常对着葛忠芬倒苦水，故事悠长，听来令人哽咽。葛忠芬静静地倾听着，突然也讲起了故事：“有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，患有强直性脊柱炎，只能躺不能坐。他的父母也不愿签动迁协议。但他说：不要借我的名义向政府多要钱——我的病不是动迁造成的。”

　　程穆没有出声。葛忠芬轻柔的声音渐渐注入力量：“你们很难，但困难不是动迁造成的。我真心想帮你们，但过头的‘帮忙’别人会觉得不公平。我们一起争取走‘第三条路’，至少能改善现在的生活……”

　　1小时后，程穆表示愿意往“第三条路”上迈步。葛忠芬开始给动迁公司挂电话。

　　讲感情更讲公道

　　葛忠芬说，调解讲究“背对背劝解，面对面沟通”，即分别与被拆迁人、拆迁公司接触，寻找符合现实、公平合理的“第三条路”；当双方基本认同“第三条路”后，则要促使双方面对面沟通，并以第三方身份居中调和。

　　“背对背”的过程常让调解员吃足“夹板气”。有时，动迁公司不耐烦：“按照政策，该做的都做了、能放的都放了……申请强迁算了！”有时，被拆迁人会让她吃闭门羹：“不谈了，服侍儿子看病都来不及。”葛忠芬会拽着学医的女儿帮被拆迁人联系专家门诊，也会耐着性子说服动迁公司换位思考。她说：“群众来做群众的工作，不靠权力，不靠利益，靠的就是感情。”

　　不过，讲感情的葛忠芬也发过脾气。那一次，历经多次调解，动迁公司拿出了诚意，但被拆迁人却拿起包要走：“下次再谈。”葛忠芬站起来，“砰”地一声把卷宗扔在桌上：“这是市政动迁项目，我既要对国家负责，也要对早走的动迁居民讲公道。我宣布调解结束。”当事人被震住了，随即承诺次日就到动迁组签约。

　　讲感情更讲公道的调解，效果远超预期。短短4个月，全区共有87起房屋拆迁纠纷导入了“诉前调解”，26起成功化解，化解率近30%；其中，18起案件的被拆迁人已自行搬迁完毕。记者了解到，闸北区下一步将尝试把调解窗口设到动迁基地上。

　　（转载自2011年9月15日《文汇报》）